不断爆发的血案触目惊心，而尤其让人忧虑的是，血案可能加剧医患双方的情绪性对立，更难冷静、理性地思考矛盾的化解之道，而是南辕北辙，走向一条歧路，就像公众已经看到的，诸如派警察驻守医院也成了一些地方“为医务人员创造良好执业环境”的典型经验。

“同仁血案”之后，曾有法学界人士建议，应该彻底解决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规定，让医疗事故鉴定社会化。医疗事故鉴定不宜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主导，这堪称一个共识，但医疗事故鉴定毕竟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工作，如何社会化需要斟酌。也许一个值得讨论的思路是，各地不妨建立一个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由财政供养的独立机构，集中一批医学、法学专家专职行使医疗事故的鉴定工作。这一设想与此前某些地方建立的各部门协作机构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的鉴定人员仍然依附于其主管部门，没有摆脱原来的身份，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第三方。

这样增编增人的设想似与精简机构的既定政策相悖，但考虑到愈演愈烈的医患冲突中所隐藏的社会风险，这一点代价应该值得付出。有了这样独立、权威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如果再有公正的司法仲裁，医患纠纷调处机制的公信力终将树立起来，选择理性表达诉求的人也必然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