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票、群租……城市管理中的 “老大难”问题，往往关系到公共资源与个人利益冲突的交集，“一刀切”的整治方式往往容易激发矛盾。实践证明，在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除了建立起各项现代制度与科学决策机制，还需要以城市理性推动城市进步，让管理行为与城市精神与价值取向相向而行，才能起到顺势而为、顺水推舟的治理效果。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上海轨道交通的逃票人数大降50％。这跟上海提高了逃票处罚力度和率先实施诚信记录系统密切相关。过去，管理者处理逃票者的手段不多，除了教育，只能象征性地罚一点款，人力上也管不过来。曾有一种观点，是不是把逃票者的照片张贴出来“示众”以儆效尤，外省有些地方也已经这么做了，据说效果还不错。

不过，在制定有关轨道交通管理办法时，经过充分公开和广泛的讨论，上海最后没有采用这种办法，而是采取了加大罚款力度并结合把逃票记录到个人诚信系统的手段。个人诚信记录实际上是一个中立系统，不属于行政部门也不是商业或私人机构，引入这样一个第三方加入治理结构，突破了原本“警察抓小偷”式的直接对立关系，而且从刚性的行政处罚过渡到柔性的机制约束。市民们因此也纷纷关注起诚信档案的问题，在议论中树立起了“不良诚信记录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的观念。这样的治理方式对乘客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没有触及逃票者的个人尊严或直接处罚他们，但是用看不见的行为机制约束了“私德”的失范，其背后的治理逻辑是顺应城市价值取向，在取得市民普遍支持与理解的基础上开展行政管理。

与逃票相似的是，群租问题多年来也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难点。上海在8年前就开始讨论如何通过地方立法来管好群租，然而当时的市民对群租的认识看法和重视程度并不一致，主要是由于群租的确符合了一部分市场需求，其泛滥程度也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市民抱有“只要不发生在我住的楼道里就无所谓”的态度。加上房东和房客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物业部门也多数存有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的心态。因此，尽管8年来反复有过相关讨论和一些负面事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行政管理手段，但在总体上并没有打破这样一个舆论氛围。直到群租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引发邻里矛盾、火灾、漏电等安全事故后，市民们的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群租已经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可能跟每个人都相关的安全隐患。在这样一个民心基础上，上海适时推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进一步严格认定了群租标准和相关各方的安全责任，结合群租多发地区的安全隐患查处和整顿，使群租市场迅速降温。从房东、房客、中介、社区到监管部门，多方在有一个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在治理上形成了合力、减少了阻力。

城市理性，倡导开明睿智，表面上看降低了效率，但它是为了形成共识和追求最大公约数。我们已经身处利益诉求多元化时代，现代治理在城市运营中更是体现出要与多种元素、多种利益协调治理的特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依靠单方面权威推进社会管理，效果在减弱，隐患也很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要防止个人的非理性表达，协调好各方利益，要懂得顺势而为，顺应人们的合法权益和真实需求，重在通过价值取向和精神引导来推动城市理性的进步。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作为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应当继续抱着开放的心态，在城市治理的探索上，为迅速城市化的中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