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的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称，官员形象危机呈“多元高发”态势，群众认为2013年形象最差的官员群体依次为：城管、学校领导、医院领导、村干部、警察、国企领导和民政干部。（5月28日《京华时报》）

形象危机研究的结果，既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更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受累于各种负面事件，比如城管暴力执法，比如校长开房门等，对于整个群体的形象，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而网上“给我十万城管收复钓鱼岛”，“说啥也别说自己是校长”的调侃，更是“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宣泄。而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显然需要“三省吾身”而不是“不以为然”。

必须承认的是，即便被评为形象最差的城管，也仅仅是“一条鱼和一缸水”的关系问题。大多数执法在一线的城管人员，其辛苦的程度及职业的正当性，都应当得到承认。“形象最差”的结果，当然有“躺着中枪”的委屈感。但另一个层面，虽然城市管理与民众诉求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工作的付出和最终的评价，却可能形成很大的反差。一方面，受少数负面事件的影响而不被理解，本就是公务员职业的附带风险；另一方面，最差评价有事实的支撑和现实的依据，并非天然的职业歧视和民意偏见。

差评并不可怕，因为这既是事实的反映，更是民意的期待，希望以一个不光彩的标签，让个中人能够有所反思和触动，并因之加以改进，从而让知廉明耻的道德力发挥其应有的促进作用，自然是善莫大焉。而对于被评价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最差的结果”，而是看待评价结果的态度，若将其作为一种自我思考、自我检视、自我解剖和自我提升的动力，不是“未被理解”的矫情，甚至不以为然，那么最终才可能求同存异并形成共识。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报告发布后的舆论中，除了“实至名归”之类的赞同外，其实也不乏“有点冤枉”的声音。这说明，民意表达并不缺乏理性与宽容，而这样的姿态更应换得城管群体的积极回馈。破坏形象易，改变形象难，若有共同的利益和关切，实现起来就并不困难，关键在于要读懂民意的期待，以及差评背后的公共诉求，相向而行就能很快实现交融与互动。

因为很多人知道，城管的问题表面在素质，根本在体制。暴力执法和简单的作风，源于政绩高压和长官意志的表达，结果人治有余而法治不足，依法行政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虽然解决问题需要从体制调整入手，不过改变形象的策略既要注重治本，也得重视治标，既要着力实现最优，也应考虑次优，既要力求长远，也要立足于现实。同样为城市管理，各地在模式、管理和方法上都大同小异，不过在表现形式和结果上却差异明显，比如有的暴力不断，有的却相安无事，其间的原因就值得探析。

读懂期待比纠结最差更有现实意义。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改善城管形象，优化管理环境，采取了“眼神执法”“鲜花执法”“围观执法”等技术性改变，虽然在方式上还有待商榷，但出发点却获得了肯定。有形象顾忌，有脸面注重，然后能付诸行动进行改善，即便是一种姿态也不失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