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城管队长征地冲突中身亡，官方拟申报烈士”，近日这则社会新闻引发争议。原因不仅与“拆迁”相关，更因为人们对烈士认定存在困惑。如果城管队长死亡因地方政府执政错失，申报烈士则属滑稽；如果这是执政过程中难免的“代价”，申报烈士是否就应当呢？回答是否定的。

任何社会都存在清晰的价值评价系统，大致包括弘扬的、要求的、允许的、抑制的和取缔的五个层次。不仅仅存在这样的价值差异和评价系统，还存在着价值系统受政治生态与话语系统的影响，即我们的价值判断与政治高度粘连，只有将二者结合，才有可能把问题厘清。

迄今为止，在我国烈士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所谓“革命烈士”是也。而革命烈士产生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是阶级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且牺牲者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这就有了千千万万为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如果未来出现国家利益受到外敌侵害，国家和人民奋起反击，这时每一个牺牲者都可以被评为烈士，因为这面对的是敌人。包括我们面对暴恐分子诸如此类的社会公敌时，也可评为烈士；假如再扩大一点，在自然灾害面前，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拯救的是民众的生命之时，相对于被伤害者，也是敌人。简言之，面对敌人，所有的勇士都可以被评为烈士。

吉林城关队长显然不在此列，他们实际上是在人民内部进行的一种契约和司法行为，因为地方政府执政偏差甚至低下而导致尖锐对立，仍然没有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就意味着不是敌我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情况下发生伤亡只能属于“工伤”的范畴，远远谈不上烈。不仅不烈，并且还很悲，这无疑是价值的扭曲和紊乱的体现。包括早先曾经受过诟病的“陪酒烈士”，都是价值系统紊乱所致。

我们先要弄清楚评定烈士的目的。对于牺牲者以褒奖，比如教会对殉道者的褒奖，恐怕是为了告慰“在天之灵”。如果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而言，特别是政府行为，更主要的还是以死者教育生者。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皆高度依赖政治力量，进而形成“典型引路”的经验和传统。褒奖烈士就是为了树标杆，引导追随者，形成精神力量。既然烈士铸就的是一个“精神高地”，那么紊乱之就是瓦解之，对我们社会危害巨大。

我们常讲中华民族精神，但一旦进入实质，却很难找到鲜活的精神元素，以丰富到现实精神大厦的构建中来。处于二元对峙状态下，革命与阶级对抗已厘清关系，获得力量之源。但进入执政状态下，对抗性阶级已消亡，利益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再仅依靠原有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已不能解释现实，更无法获得力量之源。

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很重要的是改变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的问题。缘于此，“革命烈士”中的“革命”二字已从最近颁布的《抚恤优待条例》去掉。即便这样，烈士也不应简化成各种因公死亡，否则今后不应再言“授予”。如此，笔者认为政府应尽快厘清执政状态下烈士的内涵，避免因紊乱走向了初衷的反面。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提出，这为我们厘清价值坐标和价值系统提供了支撑，只要我们善于诠释，诸如城管申报烈士之类的剧目一定不会再次上演。

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