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供给更高效公正

此次会议上传达了习近平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被概括为“两大意识、四大任务和三大职责”。其中四大任务是“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前两大任务对应的正是法治作为必需品的地位。风险社会是社会学家对后现代社会核心特征的概括。此次会议提出了“反对暴力恐怖和维护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等五项风险防控，这些风险便集中体现了当前社会存在的最为激烈的不确定性。法治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为社会提供确定性的期待，而其他治理手段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以不确定性的手段治理风险社会，只会形成不确定性的叠加，最终导致风险不可控。以法治的确定性，缓冲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法治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治理“必需品”的内在逻辑。

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司法改革可以说是确保法治这个必需品供应的“供给侧”改革。今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要求将司法改革试点推向全国，这种快节奏的改革既体现了满足法治供应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当前的司法改革大方向在顶层设计上已经取得了共识，过去几年改革试点中存在的现实难题，并不是改革转向的借口，而是改革必须克服的障碍。四大任务中的“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就是对司法改革攻关的总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过去几年的司法改革重现了当年中国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的“改革激情年代”，既涉及到新旧观念的转变，也涉及到新旧体制的转换。在观念上，司法不再是依附于行政目标、经济发展，乃至政治任务的手段，而是与这些领域相辅相成的重要支柱，是互相适应，共同发展的关系。在体制上，司法既面临着对内提高能力和效率的任务，也面临着对外提高独立性和权威性的任务。因此改革的阵痛不独于司法内部，而是辐射到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每一寸肌理中。

作为法治的供给侧，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法治成为高效、公正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从渠道引导上讲，涉法涉讼信访改革、立案登记制、一村居一律师、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异地管辖等改革，目标都在于提高法治供给的便利性，激发法治需求，使问题在法治轨道上解决。从法治渠道的效率方面讲，强调律师在司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在法院、检察院内部开展员额制改革，进一步体现司法专业性，理顺司法机关内部的人员管理；设立专门法院和最高院巡回法庭，种种措施的目标使案件能够更高效获得处理。从法治渠道的公正性讲，建立法官、检察官遴选与惩戒机制，在人事和财政上进行省统管，建立法官、检察官终身责任制等等，都属于司法的内功修炼，最终有利于提高司法权威。

中国法治的新常态

这些改革都还处于“在路上”的状态。全局性的改革问题便在于此，这不是一个人的异军突进，而是全面的行军，总有一部分走在前面，而另外一部分一时无法跟上。目前司法人员流失、案多人少困境没有显著缓解等等突出的问题，在法律职业改革、司法保障改革等配套改革跟上之后，应当会有所改善。改革造成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改革解决。此次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出的“坚持把改革作为破解政法工作难题的根本出路”，其中便包含这么一层意思。

今年新公布的中国GDP增长率是多年来首次滑落到7%以内，这是中国经济进入“转方式、调结构”新常态的明确信号。中国当前的法治改革也是对旧面貌的革新，目标是走向法治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指的就是，在法治已经成为“必需品”形势下，供给侧的改革只能成功，否则各类风险无以防控，改革的成果也可能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