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的中青报第二版头条报道“想生二孩，问题是谁带”，第三版头条报道“56。9%受访者明确表示愿意‘带薪’回家护理老人”。不管编辑是有意还是无意，“抚小”与“养老”两大社会焦虑的问题同时进入视线，很容易让人联想并进行“脑补”。

笔者想起了新加坡近几年推行一项购房新政：父母子女购房成近邻，如果是首次购买政府组屋，可以获得四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购房津贴。此举一是解决了父母可以就近帮助儿女带小孩，二是解决了父母年岁大了之后儿女们赡养的便利。这项购房政策获得市民的拥护，促进了大家庭建立紧密联系。

这个办法对于幅圆辽阔，人口迁居复杂，一个大家庭并不一定在一个城市的中国来说，效力作用不一定比得上一个城市国家。但父母子女在一个城市的毕竟会是多数，如果借鉴，还是会惠及相当一部分人。按这种一箭双雕的思路，可以引出更多新的办法。

比如，由政府补贴，儿女“带薪”回家护理老人，虽然面临一些质疑，但在独生子女大部分进入成家或中年的社会，它是国家对于社会为计划生育付出代价的一种反哺。现在政府鼓励生二孩，仍然关联这两代人。既然养老政府可以出钱，养小出钱也符合逻辑。需要注意的是，补贴“养老”主要针对有困难的失能或失智老人，补贴“抚小”主要针对抚养二孩在经济和时间确有困难的群体。

按这个思路再看，为了鼓励生育二孩，从国家到各省市，都进一步延长了女性生育的产假，上海增加30天，山东增加60天。同时，很多地方新增了男性陪产假，这类看似利好的政策，其实催生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生育女性将遭遇职场更加严重的排挤。为此，不妨考虑男女双方享受同等长度的假期，或者缩小男女休假时间的过大差距，前提是男女轮休，这既解决了在生育问题上的男性缺位，又一定会大大弱化社会对生育女性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同时也就减轻了老一代人在“抚小”上的负担。

“抚小”和“养老”不单是一个家务事，在一个家庭，它是精力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在一个社会，它都归结为一个社会保障问题。还有许多环节可以统筹考虑设计政策。同时，不论是老人还是儿女，既要提倡家庭担当，也要有社会责任意识。“软件”不配套，再好的“硬件”有可能成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