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开始前，一位安徽籍博士曾写信呼吁：现在农村很多传统民俗在退化，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有待改进。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良方”。他认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要鼓励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在步入老年后“告老还乡”，这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3月13日《新安晚报》）

近年来，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很多农村落于无比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市场经济大潮下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村“人去房空”，另一方面入城务工人员也经历着住房、子女读书、老人留守等难以名状的焦灼剧痛，这种城乡之间的壁垒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的进步发展，在这样的大语境下，呼唤乡贤回归，不仅仅是人的回归，更多是对生态建设和均衡发展的回归，无疑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但是停留在表象的示范意义对现实的作用几何，笔者并不乐观，值得欣慰的就是在经历快速发展大拆大建之后的中国发展将目光投向以乡土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毕竟是明智之举，但是如何取舍实施这样的初衷，就绝对没有把这些退休官员、商人富贾请回乡村那样简单。

应当说，乡贤回乡的效应不难看出，这些经历了诸多市面的人回乡，因为经历足够、威望也有，而且往往也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很容易带领村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此外，他们更多接触了新思想新事物新观念，客观上也有利于提高乡村民众们的文化素养和发展视野。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退休后，谢绝组织安排的在京颐养天年，回到家乡湖南岳阳西冲村，把一个落后村变为“岳阳第一村”；湖北省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荣礼退休后，在咸宁乡村自费建起优质瓜果科技研究所和试验园；南昌市原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豆罗“从农民到市长用了40年，从市长到农民只用了4小时”回乡建设新农村。他们的加入，对农村的建设发展影响不可谓不大。

但必须承认，这些已经走向乡村的退休贤达毕竟只是很少比例，更多也靠的是个人觉悟，比如李豆罗回乡之后就婉拒了各种与农民身份无关的活动，并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尚。这背后的原因不难思考，由于城发展差异巨大，“告老还乡”除了面临社保转接等政策性阻碍，也因为子女老伴生活在城里，无法逃避亲情疏离乏人照顾的困境。

此外，乡贤回乡推动新农村建设本质上还是治标不治本之举，唯有加大农村基础建设力度，将医疗教育资源向县乡倾斜，破解户口、土地带来的壁垒，推动城乡均衡发展也才是根本之策。在“鼓励官员知识分子‘告老还乡’”的说法越来越引起共鸣的当下，从国家层面从体制机制上入手，破除障碍，做出可靠性的制度安排，才能让这一探索“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