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上海某中介因有上海市户籍，通过与客户结婚再离婚的方式规避限购政策，让客户顺利买到房，自己坐收6万元到8万元不等的报酬。

婚姻本是神圣的，可在上述案例中却沦为赤裸裸的交易。据记者调查，该名中介已同4名客户结过婚，在当地民政局因此成了“熟客”。借“假结婚”来买房在“业内”早不算什么稀罕事，随着北京、上海等城市限购政策的出台，不具本地户籍的购房者一律被拒之门外，他们的购房欲望让黑心中介有机可乘。2015年便有媒体调查指出，在许多城市，“假结婚”已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除了购房，北京等城市买车摇号、孩子上学念书都需要本市户籍，而位于产业链中端的中介，一方面给这些人介绍拥有户籍的结婚对象，一方面也担保交易安全。

与某些农村拆迁前夕出现集体离婚风潮一样，“假结婚”的泛滥成灾与法律、政策存在漏洞有直接关系。如案例所显示，具备上海市户籍的中介，无论与结婚对象之间是否有真情实感，从登记到离婚各环节在法律程序上都无可挑剔。有律师表示，此种做法存在欺诈风险。的确，不少中介在结婚后不肯离婚，要求分割共同财产，最终大捞了一笔。况且认定欺诈的前提是双方有一方提出申诉，在实际“假结婚”操作中，购房者已事先应允给中介一定报酬，只要中介顺从地在购房后离婚，购房者便不会提出诉讼请求、再掀风波。沿此思路，要整治“假结婚”乱象，有关部门必须加大打击和监管的力度与水平。“力度”是指监管部门必须主动发现问题，杜绝此类交易轻易发生；“水平”是指监管部门必须及时填补限购政策在法律层面上的漏洞。事实上，这项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不过效果并不理想，不甚理想说白了是因为办理“假结婚”的双方常常你情我愿，一些人为了顺利买房、购车、给孩子上户口，更是几近疯狂地寻找能提供“假结婚”服务的中介，他们甘愿包庇中介，这就让“假结婚”变得相对隐蔽，监管部门要想事前防范，往往力不从心。

尽管存在风险，许多人依然对“假结婚”趋之若鹜，这说到底还是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户籍是稀缺之物，太吸引人。经济学上，货币被视为一切商品的等价交换物，为此有人信奉“金钱能买到一切”，大城市的户籍如今则扮演着既类似于货币又与之大不相同的角色。户籍是一个人享受城市最优服务的先决条件，拥有户籍，你便能购买住房、车辆和拥有城市中一系列资源。反之，户籍也成为限制一部分人购房、购车和享受城市资源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如果户籍不是制约买房、孩子入学等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也就看不到那些为拿到户籍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现象了。当然，国家户籍政策的各项限制性规定、城市购房同户籍捆绑在一起的事实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能想当然地说改变就改变，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假结婚”黑市交易的成因相当复杂，毕竟它与人们一系列基本权利诉求紧密相连，要彻底消除“假结婚”乱象，除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弥补所存在的法律漏洞外，最终仍要仰赖国家户籍制度的变革。

“假结婚”在法律程序上虽能瞒天过海，可毕竟缺乏安全保障，消费者必须抱着理性态度，遵守法律，不参与“假结婚”交易。对于漫长的人生而言，大城市的房子、学位、户口等并非一切，切勿因执念太深而乱了心智、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