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适应了当时的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终极关切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使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六朝的儒学，到了朱子手里涣然而大明于世。儒学由于理学家的创新，不仅获得新生命，而且把儒学发展到巅峰。但是，统治者却御赐予朱熹道学领袖和伪君子两副面具，一会儿是帝王师，一会儿又是伪学魁首--朱熹成为被历史随心所欲“玩弄”、在两个极端翻跟斗的一位文化巨人。以至于到了今天，还有不明就里的人把宋明理学当成洪水猛兽。现代儒学认为，儒家的道统就是周敦颐和二程上承孔、孟，下继朱子。我们都十分熟悉程朱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年程颢目送学生杨时南归时说了一句话：“吾道南矣！”此后，程氏理学经过杨时、罗从彦、李侗的传承，至朱熹集大成也！所以，精通汉学的康熙皇帝在李光地编纂的《朱子全书》的序言中赞誉朱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如今，这句话被镌刻在尤溪县南溪书院的山门上。我肃立在书院前，禁不住思绪万千……

书 院

朱熹就诞生在南溪书院（朱松同僚郑安道的别业，当时叫溪南馆）--一座普通的民宅里。

宣和五年（1123年），一位遭秦侩排挤的官员拖家带口风尘仆仆赶赴尤溪任县尉，这位失宠的官员就是朱松。他在尤溪三年任满后，北方金人的铁蹄横扫残云一般向南宋朝廷逼近，南方有方腊、杨幺揭竿而起，归途受阻。刚刚从县衙搬到溪南馆居住的朱松，站在这座坐北朝南二层重檐歇山顶木构建筑的北窗前遥望苍天，一夜无眠。他居住在同僚的别墅里，北归无期，难免产生了寄人篱下的悲戚之感。此后，朱松在此开馆授业，无奈地做了私塾先生。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溪南馆响起了一声划破长夜的婴孩啼哭，正是这嘹亮的声音，让郑家的别墅溪南馆成为南溪书院，一座普通的民宅开始走向历经八百里风雨而不倒的文化象征。

当然，南溪书院成为文化象征是朱子的身后之事。

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从这个儒学道统人物的传承谱系中，可以发现孟子之后均为宋代人物，今天，我们所说的宋五子必定是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可见朱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么巨大，我称他为文化巨人一点不为过。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文化巨人，一生并不得志，包括死后。庆元元年（1195年），权相韩侂胄对被一脚踢出京城不久的朱熹实行政治迫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开除朱熹党内外一切职务。五年后，70岁的文化巨人在党禁的白色恐怖中郁郁而终。朱熹可悲地成为庙堂的祭品。嘉定四年（1211年），宋宁宗为“庆元党禁”翻案，为朱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朱熹去世后第53个年头，住在杭州深宫里的宋理宗，突然间想起被政治玩弄的朱熹，于是夤夜披衣秉烛，为新修缮的溪南馆御笔题写“南溪书院”匾额，派人送到尤溪。

书院属于民间，朱熹堪称中国书院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回到了民间。古代书院教育既不同于官学，也不同与私塾。前者提倡自由讲学，以传扬中国儒家道统思想为旨归；后二者以科举应试为目的。书院的教育方法显得十分灵活，吸引了大量的学子。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声名赫赫，与朱熹有着不解之缘；而南溪书院--朱熹出生的地方，反而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朱熹在南溪书院生活了7年后随家人离开，虽然他后来多次回到故居小住，文献中也留下了他的活动轨迹，但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朱熹40岁回尤溪那年，还留下“韦斋旧治”墨宝（朱熹父亲朱松，字乔年，号韦斋）。朱熹离开尤溪前，在溪南馆的半亩方塘西侧手植了两株香樟，如今已经是冠盖如云。尤溪简称沈城，朱熹小名沈郎，当地人至今还亲切地称这两株樟树为沈郎樟。斯人已逝，其树不萎。沈郎樟早就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成为这位古圣先贤的化身。其实，从宋末至元、明、清，朱熹一直端坐在南溪书院里，他身着儒服，手持经卷，睿智的双眸注视着对他顶礼膜拜的人们，仿佛在传授他殚精竭虑为之倾注一生心血的理学思想。朱熹4岁时，也就是在南溪书院里，他读完父亲教授给他的第一本书《孝经》后，聪慧的蒙童在书卷的封皮上写下：不若此，何为人。如今，在南溪书院里还高悬着一方李光地手书的“斯文正鹄”匾额，他给予道德文章以朱子为标准（鹄，音古，原意靶心，即目标、标准之意）的崇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