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在成都市武侯区新希望大厦外，身患白血病的大学男生莫向松身绑玫瑰花携14名手持玫瑰的大学生集体下跪，并举出写有“借我100万，我打工还你一辈子”字样的广告牌，指名向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畅借款100万治病（7月3日新京报）。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回，悲情与不幸并未引来广泛的同情和唏嘘，反而招来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毫不留情的斥责。网友近乎一边倒地谴责该绝症男生“道德绑架”，媒体人王志安就在实名微博中写道：“这是要挟，以自己的疾病要挟别人救助。不管对方是否有钱，都不欠你的。慈善的基础是自愿，一旦违反自愿原则，就是恶。”许多网友直指“求生的欲望未赋予你道德绑架的权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求生，“为人处世的品德就已有很大问题”，甚至毫不留情地辱骂“软骨头”“没底线不要脸”“活着还不如死了”“将自己的困难转嫁到别人身上”“这是敲诈，建议以敲诈论处”。

诚然，从无原则地一窝蜂要求“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到今天“道德”和“义务”界限分明、“私人财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无疑是一种群体意识上的进步。质疑莫向松“方式不当”、“道德绑架”之论确实有一定的理据，设身处地，假如你是刘畅，也的确左右为难——帮吧，不说是否有这余钱，即使有，也极易引发其他困难者群起效仿；不帮吧，明摆着成了见死不救。

可，在各式“跪求”早已广受挞伐的今天，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再“逆势而上”，以“屈膝跪求”的方式去谋求关注、乞求帮助！那些一窝蜂地对莫向松实施“道德围殴”的人，在站在“刘畅”一方去“设身处地”之余，可曾也试着站在一个走投无路的绝症患者一边去“设身处地”一分钟？

没有经历过绝境的人，很难想象那种绝地求生却又连一根救命稻草也抓不住的滋味。爱心涌流、“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故事只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媒体叙事语境里；一旦真正陷入绝境，你才会明白，没有人能够真正帮助你，甚至，除了偶尔的一瞥同情目光，你的悲催根本就无法进入公众视野，遑论获得救助。有人说，该去找官方慈善救助体系。可面对大病医疗救助申请，许多官办慈善机构只会在层层审批之后给你三五百元；就算破例给你数千上万元，你以为真足以托付生死吗？

没钱不等于应该等死。“跪求借款”固然不算什么好办法，但充其量也就是个“方式不当”而已，并未到应该群起上纲上线施以道德审判的地步。舆论资源有限，对一个危在旦夕的人说三道四，并不比一个绝症患者的不当行为高尚多少。